宋逸民事件的基督教迷思（上）：教會是保守反智代名詞？/（下）：都是新興教派和靈恩派惹的禍？

2023-01-05 聯合新聞網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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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逸民事件的基督教迷思（上）：教會是保守反智代名詞？

喬瑟芬 

因家庭的基督宗教背景，決定投入台灣性別平權運動。「如果你也聽說」正視性／性別暴力寫作計劃共同發起人；「姝文創」共同創辦人，負責藝文經紀部門。

「藝起發光」教會引發一連串爭議，讓社會對於該教會與牧師等人的態度一片譁然。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藝起發光」教會所引發的一連串爭議，尤其是當事人之一小甜甜的婚姻狀況曝光後，社會對於該教會與牧師等人的態度一片譁然，也困惑於基督教會的組織，究竟是怎麼運作的？為何有些神職人員會以宗教語言來面對社會質疑？而神職人員在教會中又被賦予什麼樣的權力？真的可以任意支配教友的心智和信仰生活嗎？

隨著過去十年，因台灣LGBTIQ團體更積極於現身並爭取相關權益，由台灣基督教會所領導的反對勢力也隨之浮上檯面，在社群媒體的擴散效應下，也給一般民眾留下某些特定印象，例如「靈恩派」幾乎成為反智的代名詞。看似百花齊放的各路基督教派，是如何在台灣發展起來，一路演變成如今的樣貌？

基督教在台灣和教會的公共角色

台灣的基督教發展，始於19世紀後半葉，1859年，西班牙籍的天主教道明會郭德剛和洪保祿神父抵台傳教，隨後於清光緒年間被劃入廈門教區，後因中日戰爭等因素，台灣於1913年終於成為獨立教區。緊接著道明會腳步的，是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巴克禮牧師，和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牧師，兩人先後來台一南一北，以醫療與教育雙管齊下展開宣教工作，成立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PCT）。

不同於基督教在中國漫長的發展，始終必須仰賴政權的態度，透過與官方的往來和合作，甚至透過與東印度公司來拓展宣教路線，天主教與長老教會在台灣並沒有與中央政權打交道的需求，傳教士深入民間、落腳偏鄉和原住民部落，落地生長的信仰。天主教允許中國信徒祭祖、祭孔，是歷經幾世紀的禮儀之爭與政權間的張力下，入境隨俗的一種生存策略，這與來到台灣的傳教士們因進入「邊陲視角」，開始對殖民主義有所反省、推動信仰的本土化，形成鮮明對照。

中國基督教會在五四運動後才有了本土化意識，也因此信仰與「救國」始終是分不開的，不論是希望以基督教帶入中國的思想、理性、科學等手段來救亡圖存，還是寄望信仰對於國民的「生命轉化」，都深深影響了當時在中國興起的新興本土宗派。加上受內地會以訓練中國本土傳教士「憑信心過生活、工作」的精神影響，掀起一波中國基督教的改革。

圖為馬偕（右一）與他的福音團隊。 圖／取自淡水基督長老教會網站

不同於歐美傳統宗派擁有嚴謹差傳與訓練制度，這些新興差會和福音運動在動盪的時代背景下「野蠻生長」，沒有時間和資源成立神學院或評鑑制度，而是從走過的每個鄉鎮城市的傳道田野經驗中，形成類似師徒制的訓練體系，新生的「上帝僕人」的認證不再需要來自傳統教派的考核。這樣的宣教策略讓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快速超越之前數百年、僅侷限在特定區域階層的困境，開始深入常民生活體驗，信仰也有了更活潑的面貌。

因中國共產黨主張無神論、對教會也不甚友善的態度，國共內戰期間，教會界都已有了來台佈局的風險意識，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不論這些教派先前在台灣是否已有發展，都改由中國過來的教會領導階層接手，而台灣的教會界也一分為二，俗稱「台語教會」與「國語教會」。而後的美援，有部份資源和社會救助工作，也是透過國語教會體系，以及由蔣宋美齡所主導的教會組織來進行，這層關係也更加深了彼此間的鴻溝。

1951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長老教會）受邀加入普世教協（WCC），由於這個運動主張教會是「超越國家、民族、階級的普世性實體」，並不拒斥社會主義國家的教會成員，在後來由美國所領導的冷戰、以及國共持續對立的大歷史背景中，顯得極為突兀，與國語教會、國民黨政權間的衝突，也因此事更加白熱化。

隨後，國民黨要員張靜愚追隨美國基要派牧師卡爾．麥堅泰（Carl McIntire）批判普世教協的腳步，於1960年發起了「反共護教運動」，國語教會紛紛加入，指責普世教協對信仰多所妥協、有違聖經教訓。表面上這是一場教義之爭，本質上卻是政治意識形態之爭。長老教會在總會議長謝緯牧師因離奇車禍過世後，由繼任的高俊明牧師暫時退出普世教協，然而這並未讓國民黨政府停止對長老教會的不信任，隨後又發生了查禁台語白話字聖經、禁止教會公報以羅馬字印刊等事件。

圖為張靜愚（立）在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會第二屆代表大會中發表致詞。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長老教會在此之前，並沒有要與任何政權積極對抗的意識，卻一再被壓迫，終導致從事神學教育者與知識青年們聯手，寫下三大宣言，成為近代史上建立台灣主體意識的重要轉淚點。可惜的是，長老教會至今還沒能獨自梳理白色恐佈期間，為數不少成員被監控，或被迫、或被收買的複雜歷史，完成教會內的轉型正義。

這場對抗的影響也延續至今，特別是在國家與文化認同上，包括近年應對中國威脅的態度、以及如何回應習近平上任後，連部份合法的官方三自愛國教會都遭迫害的情況，也都沒有共識。諷刺的是，後來重回普世教協的長老教會，延續70年代三大宣言和信仰告白的精神，堅持對主體性的追求，以及宗教自由不能妥協的原則，反而成了以信仰反共立場的真正繼承者。

雖然基督教並不是台灣的主要信仰，但「國語教會」與國民黨的歷史淵源，和長老教會從黨外時期就與親民進黨人士交好的背景，加上雙方都有向掌握更多社會政經資源的上層人士宣教的意識，比如受靈恩運動影響的教派從美國引進的「七山策略」，就包括著重對演藝人員宣教，而長老教會更有成員曾直接受邀擔任政務官，歷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三任總統，都有能夠「直達天聽」的管道，造成基督教在台灣一直有巨大的影響力，與其信徒人數（只佔總人口5至7%之間）不成正比。

圖為總統蔡英文（中）2019年出席「國家祈禱早餐會」，接受祝福禱告。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教會組織與神學教育制度的比較

然而，此次事件所延伸出的種種爭議，並不是一些網友想像的那樣：「國語教會＝靈恩＝保守反智」，好像有泛靈恩表現的教會就是偏藍，就是有黨國思想，並且特別缺乏理智，才會產生這樣的信仰內涵或教會體系。

首先，台灣的教會不論是國語教派還是長老教會，是福音派還是靈恩派，以西方政治學的坐標來劃分，教義上都同屬保守、偏右的這一邊，頂多程度上略有不同，且不乏擁抱基要主義的教會，甚至反對女性擔任神職人員，在任何情況下也都不贊成離婚和中止懷孕。但也有如長老教會或校園團契可能落在中間偏右位置上的；僅有少數神學研究者、長青團契、基督徒學生運動等團體，是以左派理論來審視或進行信仰反省。

再者，以制度而言，屬於本土的長老教會，其實與1949年後從中國遷來的信義會、中華聖公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宣道會等都有類似「總會」的上層組織，也都有制度化的神學教育體系。早年台灣神學教育雖未獲教育部認可，但其課程和評鑑制度均比照歐美宗派母會，傳道人的培養、聘任、轉任均有一定規範。

在歐美教育體系承認的神學院裡，要成為牧師，所受的訓練稱為「道學碩士」，而非一般信徒也可以上的神學課程（如宋逸民在中華福音神學院所拿之證書），除語言訓練、聖經與神學知識外，也包括組織管理、諮商關懷等基礎課程，以因應相關工作所需的技能培養。

圖為已故的前總統李登輝（右）2005年接受台灣神學院頒予榮譽博士學位。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國語禮拜堂等一些中小型的教派，雖未有自己專屬的神學院，但在聘用牧師時，仍會要求在其它宗派神學院的道學碩士學歷，即使早期的靈糧堂和行道會也是如此。而直接自我認同為五旬宗（靈恩運動的前身）的神召會，在牧師資格的認定上，仍有明確的法規，可見並非所有泛靈恩教會，都接受寬鬆的按牧（成為正式牧師）標準，或自立為神職人員。

在是否投入社會關懷的見解上，長老教會及與蔣宋家族較有淵源的美南浸信會、衛理公會，同受加爾文宗影響，在教會治理上，也都同樣主張應由信徒和神職人員共同管理教會，組織則由各級會議和議會構成（地方教會會員和長執會、區域中會、全國性總會），而牧師是由信徒會議或推選出來的長老來選聘，頗有現代民主制度的雛型。

即使是新興教派，大部份教會仍有執事會（由信徒中選舉或推派產生）、長老或監督等角色，與牧師形成共治，有些教會如靈糧堂還另設有董事會，牧師更像是一個CEO的角色。

區隔國語教會與長老教會的，是身份與文化上的認同差異，而非神學觀、教義或教會組織形式。例如在同性婚姻專法的立法過程中，長老教會一樣通過反同牧函、甚至有牧師以深綠身份跑去為國民黨候選人站台，但也曾發生被認為是黨國牧師的周聯華牧師，在懷恩堂促成了教界第一場「紀念二二八平安禮拜」，促成李登輝前總統等政府高層，與民進黨在白色恐佈中的受難者一同出席，也奠下五年後政府正式為二二八事件致歉的基礎。

可見「國語教會＝靈恩＝保守反智」這種簡化的等式，是無法成立的。

被認為是黨國牧師的周聯華牧師，在懷恩堂促成了教界第一場「紀念二二八平安禮拜」。 圖／取自懷恩堂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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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逸民事件的基督教迷思（下）：都是新興教派和靈恩派惹的禍？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牧師究竟有什麼權力？

雖然牧師也被稱為為「神職人員」，然而新教牧師與天主教的神父有完全不同的身份意義。天主教的神父屬於「神聖階級」，其身份如同祭司，是銜接人類信徒與上帝之間的橋梁，也是天主子民的領袖，甚至可以代理人的身份，在信徒告解後代行赦罪之權。而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反對這種「神聖」與「世俗」相對的畫分，他認為在耶穌的救贖下，信徒不再需要透過任何中介，可直接與上帝產生連繫。

換句話說，新教精神是「人人皆祭司」，牧師並不是教會的領袖，身份也與任何信徒無異，更不是唯一能與上帝溝通之人，只是被賦予關懷與教導之責，為沒有受過神學訓練的一般信徒講解聖經，並照顧信徒在日常生活裡遇到的疑難和信仰需求。

然而人性難免嚮往權威，當信徒所有事都仰望牧師時，也難保牧師不會忘記自身的身份定位，而將教會視為自己的小小王國。所以例來傳統宗派對牧師的產生是十分慎重的，不僅對聖經知識、靈性關懷等專業有所要求，也透過各種制度來約束牧師的行為。

只是當教會體制龐大起來，還是會有各種弊病產生，傳統教派程序嚴謹的另一面，就是難免官僚。甚至因為資源分配、派系鬥爭的等考量，讓有意願但沒有後台的人選被擋在神學院大門外，或辛苦受訓後卻沒有教會願意聘任；宗派立場可能也會掩蓋信仰本來的精神，更難以與時俱進、反應信徒們在現代化社會裡面臨的種種考驗。制度也無法阻止有意濫用權力者，當組織裡都是神學院前後期的同學、校友時，原本該層層把關、相互制衡的設計，也可能變成「官官相護」。

示意圖，與本文內容無關。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不少新興教派正是看見這些問題，選擇「自立門戶」，以更活潑的儀式和能反應時代需求的信仰語言，改變傳統宗派已逐漸失去現實意識、遠離一般信徒生活的問題，並且鼓勵每個信徒具體實踐「人人皆祭司」的新教精神，認領教會裡不同項目的服事、或成為小組長，協助牧師去關懷照顧其他信徒，信徒對教會的參與度與認同感，也高過傳統教派許多，有意願且展現出領導才能或潛力的信徒，也能在有經驗的牧師的輔導之下，成為新的牧師人選。宋逸民就是循這個途徑，透過其他知名教會牧師所組成之「考牧團」的認可，而被「按立」為牧師。

但沒有傳統宗派的科層，不必然保證就能杜絕小圈子舉才、信仰精神「走精」（tsáu-tsing）的問題，或就此降低群體成員間的人際暴力或不當對待的機率。不論體量大小，信仰團體裡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密的特性，都讓有心人可以利用人性弱點，進行對個人自由的剝奪、剝削和傷害。即使是人數不多的小型獨立教會，仍有牧師將教產和教友視作個人禁臠，信徒不必然就擁有更大的自由度或信仰實踐的空間。

有些新興教會最終走上了對牧師的個人崇拜之路，韓國的趙鏞基、新加坡的康希，都是在透過個人領導力或打造如演藝明星般的台風，吸引數以萬計信徒後，忘情的認為可以上帝僕人的身份超越世俗律法的約束，最終被判刑入獄。

有些新興教會最終走上了對牧師的個人崇拜之路，韓國的趙鏞基、新加坡的康希皆透過個人領導力或打造如演藝明星般的台風，吸引數以萬計信徒。 圖／取自趙鏞基臉書粉專

都是靈恩運動惹的禍？

漫長的基督教歷史中，不乏有特殊的「神恩事件」的記錄，例如突然能使用另一種從未學習過的語言，或是醫治他人的經驗，被認為是聖經中耶穌和使徒們所展現之各種能力的再現，只是過去在教廷控制下，對這種神恩的追求並未成為主流。

而近代靈恩運動 （Charismatic Movement，天主教譯為「神恩復興運動」）起源於18世紀，一開始也並非著重異能、預言和「神蹟」，而是源自對靈性信仰經驗更深度的追求，而非被動等著「上天堂」。例如英國佈道家約翰．衛斯理推動「聖潔運動」，但他主張的並非離群索居的苦修，而是去服事苦難的社會大眾。在他的感召下，追隨者熱衷於效法耶穌的行跡，致力在社會底層傳揚福音，也引發了19世紀初的幾場影響深遠的教會復興運動。

近代靈恩運動的最大標誌：方言與神醫，是在1901年五旬節運動時才奠下基礎，但歷史上幾波靈恩運動都不是刻意追求神恩異能，而是在傳道者面對社會底層所遭遇的痛苦、無能為力時所迸發，帶給受苦的人極大安慰和盼望，而非信仰的本質目的。當時的靈恩運動，發生在英國威爾斯、每日冒著不知是否有明天的風險、被社會看不起的礦工之間，是非裔美籍牧師威廉．西摩在阿薩蘇街帶動的、超越種族偏見與社會階級對立的復興運動；是黑奴的後代在種族隔離政策下，為自己和祖先們的血淚，所詠唱出的信仰靈歌。

前兩波靈恩運動給基督教帶來很大的衝擊，但多數尚能平衡，即使是向靈恩開放的教會，仍秉持真理（聖經知識）與經驗不能偏廢的態度，領受靈恩的信徒，仍需在對經文的查考和理解中驗證，且多數經驗者明白「火燒荊棘、焚而不毀」的道理（聖經中所記上帝給摩西看見的「異象」，讓其明白自身只是上帝的工具，不可因此驕傲自滿），「能力」是屬於上帝的，可遇而不可求，而人只是讓其經過的工具，並不擁有這些。

但一切在1960年開啟的第三波靈恩運動後，逐漸變質成如今的樣貌，強調「權能佈道法」及「神蹟奇事」來彰顯上帝的大能，甚至變成檢驗信徒敬虔與否、是否有真正與聖靈「連線」的證據，行越多異能者，就擁有越高的「權柄」，傳揚福音的對象也轉向雅痞中產階級和菁英份子，信仰的核心不再是追隨十字架上耶穌的受苦，而是如何以財富和社會地位來榮耀上帝（成功神學）。

一切在1960年開啟的第三波靈恩運動後，逐漸變質成如今的樣貌，強調「權能佈道法」及「神蹟奇事」來彰顯上帝的大能。 圖／美聯社

亞洲教會也深受第三波靈恩運動影響，重視「當下、實用」的沉浸式體驗，與現代化後的社會對效率主義的推崇不謀而合，其強調個人神秘經驗多過宗教經典或客觀驗證的特質，更無縫銜接如有薩滿傳統的韓國、和有眾多民間信仰經驗的台灣社會。90年代後，有些教會領袖更結合了「直銷」、「集體催眠」、「團體動力塑造」等技巧，製造出類靈恩現象，成功操控、影響眾多信徒的心智。

為了有效的複製相關經驗、控制快速擴張的教會人數，受第三波靈恩運動影響的教會，對教義的詮釋也更傾向基要主義，以討好大多數在現代生活中有強烈不安全感、懷念舊日秩序的信徒，也有牧者直接以上帝代理人之姿，來要求信徒的「絕對順服」。此後對聖經的解釋更是一路突破各種原則底線，以「上帝在新時代的啟示」為名，進行各種天馬行空的連結，包括將天災解釋為得罪上帝，或為自身的復古崇拜（如改用猶太曆）來正名。

由於後現代思潮對於啟蒙時代以來過度強調理性進行的反思和顛覆，以及對「絕對真理、權威」的解構，也讓具有「新世紀」（New Age）色彩的第三波靈恩運動快速在全球範圍內擴張，目前估計受泛靈恩經驗影響的信徒應超過八億，在亞洲也突破一億人。

長老教會早年並不喜歡靈恩運動，但為因應信徒高齡化與流失，對「靈恩週邊」的敬拜讚美（以流行、輕搖滾形式進行禮拜歌曲的演唱），以及各種教會增長術，多數信徒與牧師們倒是給予熱情擁抱，也因此不知不覺在教義的詮釋上向其靠攏，甚至跟著強調起「牧者的權柄」，造成如今有一部份長老教會「比靈糧堂更靈恩化」。

但是否只有泛靈恩化會導致這種對信徒個人苦難的無視、只想成全自身教義解讀的問題呢？也不盡然，以地方教會（召會）為例，其信徒人數與靈糧堂在伯仲之間，可並列台灣第二大教派，且一向拒斥、貶抑靈恩，信仰內涵與禮拜儀式都是清教徒式極為保守的風格，強調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沒有牧師，但靠著獨特、行之有年的集體領導模式，抹平各種差異來達成高度的同質性，一樣能在內部形成類威權、不歡迎質疑的信仰文化。

近年不少泛靈恩教會也熱衷成立自己的「神學院」，或把信徒訓練冠上「神學院」之名，但課程與師資並未像正式的神學院那樣具有清楚的系統與資格。

近年不少泛靈恩教會也熱衷成立自己的「神學院」，或把信徒訓練冠上「神學院」之名，但課程與師資並未像正式的神學院那樣具有清楚的系統與資格。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結語：缺乏反思的信仰容易變質

信仰並非壞事，即使是靈恩運動，也有修正教會界過度教條化、儀式化，過度壓抑感性，以致忽略人類心理需求的功能，並為挑戰傳統教義、促成信仰現代化提供了基礎。然而也因為信仰往往是人們心裡「最柔軟的一塊」，是人們放下各種社會化的武裝與警誡，願意真誠以待的地方，也就不乏有心人的利用。

近年來，台灣就有教會領袖將自身對中國的文化認同，甚至是經濟利益的盤算，包裝成信仰語言，灌輸信徒「台灣的命運就是轉化中國社會」，或認為台灣的命運就如同以色列。這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特例，早年即有教會人士為討好蔣家政權，推崇蔣介石對聖經《詩篇》的批註，還引用其心得修改原文並出版，甚至為其打造專屬譯本的《荒漠甘泉》（內容與原著差距甚遠），後來也有為了親近國民黨政權而入教的。

由其可見，當教會領袖缺乏對自身文化、價值觀和利益的反思時，就很容易將偏見套用在對經文的詮釋上，以信仰之名來支持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言行，進而將信仰變為影響他人意識形態的工具，甚至助長父權文化，以及家庭關係中的各種暴力，甚至教會內部的性騷擾與性暴力，也因此被層層掩蓋。

「藝起發光」在教會治理上的脫序、又傲慢的以信仰術語來迴避社會檢視一事，並非個案。而該教會牧師夫婦對於婚姻意義狹義且片面的解讀，也造成他們無視婚姻中一方遭遇的暴力與不當對待，仍要求其「寬恕、原諒、保住家庭的完整性」；這就如同過去有不少教會因缺乏對精神疾病的理解，將精神疾病當成「鬼附」，導致錯失治療時機、徒增病患與家屬的痛苦，甚至因此錯失信徒的生命，而信徒若欲尋求現代醫學治療，還會被當成信心不足的證據。這類蒙眛造成的悲劇，不該再發生了。

「藝起發光」在教會治理上的脫序、又傲慢的以信仰術語來迴避社會檢視一事，並非個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近代神學教育中，對這類現象多少都有反省，加強教牧人員對這些社會現象和疾病的認識與反思，然而三年道學訓練能給予的畢竟有限，為人牧者若不能持續自我精進，很難好好回應當代信徒所面臨的挑戰，這也能從過去幾年教會在台灣在同性婚姻專法立法過程的社會討論提出的論述中發現，信仰體系對社會變化的反應是非常緩慢的，只有迫於外界強大壓力與信徒的不諒解時，才有可能願意去面對自身的不足。

沒有完美的制度，只有願意為自己信仰負責的信徒夠多，且願意勇於發聲，才能避免牧師忘卻自身權力來源，避免教會領袖利用體制，成為迫害他人心智與自由的工具。

約翰．衛斯理曾主張：在社會之外，別無其他成聖的途徑，在他看來，基督徒的聖潔生活，必須是是社會性的，且落實在與其他人共同的生活之中。因此，今日的教會必須嚴肅回答這個問題：作為民主憲政體制中的一份子，一個人民團體、一群信仰者的組成，應該以什麼方式與其他群體互動，特別是有不同信仰和價值觀的人們？尤其教會在歷史上，總是站在錯誤的一邊，期待甚至要求所有人以我們所以為「討上帝喜悅」的方式來思考與生活，是否真的叫「福音」？

真正的成聖，意指對上帝和所有人類的完全的愛，是愛人如己、為每個人都能享有平等、自由選擇生活與信仰的權利而堅持。教會領袖與其濫用「權柄與順服」的觀念，去強迫信徒屈服於自身的價值觀，或自憐的認為是「堅守真理」才遭社會不恥唾棄，不如好好思考眾多信仰前輩的提醒、看看如今我們稱為「教會」的，與耶穌當日所行，是否已經很遙遠了？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